，而是带上了一种更硬的、更接近本质的东西，“我是你爸，我来看你还需要理由吗？”
杜笍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看这个男人的时候，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更深的东西——不是恨，恨太浓烈了，她不想把这种浓烈浪费在他身上——而是一种更本质的、更彻底的、像对待一堆垃圾一样的厌恶。
他是垃圾。不是比喻，是陈述。
他是一个在她六岁的时候就能当着她的面打她妈的男人，是一个在她妈终于受不了离婚跑了之后、把怒气全部转嫁到她身上的男人，是在她八岁的时候就能因为一碗饭不够热就掀翻桌子、把滚烫的汤泼在她手臂上的男人，是一个在她十二岁来月经的时候连买卫生巾的钱都不肯给、说“你找你妈要去”的男人。
她妈不要她了。
离婚之后，那个女人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杜笍后来听过一些关于她的消息——改嫁了，去了南方，生了新的孩子。
那些消息像风吹过来的蒲公英，轻飘飘的，落在她心上，没有生根，也没有发芽，就那么停在那里，然后被后来的风吹走了。
杜笍从十二岁开始就学会了一个道理：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一定靠得住的。靠得住的人只有自己。
她开始打工——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她去菜市场帮人剥毛豆，一斤毛豆五毛钱，她剥了整整一个暑假，手指甲都裂开了，挣了不到两百块。
那两百块她藏在枕头底下，被那个男人翻出来拿去买酒了。
她没有哭，因为哭没有用。
从那以后，她把钱藏在了别的地方——藏在学校的课桌里，藏在邻居家阳台那盆枯萎的绿萝花盆底部，藏在任何一个那个男人找不到的地方。
十五岁的时候她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，学费全免，只需要交书本费和住宿费。
她交不起，就去校长办公室站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站到校长都看不下去了，帮她申请了贫困生补助。
她在高中的三年里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，不是因为多聪明，而是因为她知道，如果不是前三，她就拿不到那笔足够她活下去的奖学金。
十八岁，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拍在那个男人面前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句话不是“恭喜”，而是“学费多少钱”。
她说有奖学金和助学贷款，不用他出一分钱。他松了一口气，那个表情她记得清清楚楚，像一块大石头从胸口搬走了，眉毛都舒展了。
然后他说：“那你以后挣了钱，可别忘了孝敬你爸。”
就是那句话，让她在十八岁生日那天，把所有攒下的钱摞在了他的茶几上，说了那番“从此以后你不是我爸”的话。
她走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声“你以后别后悔”，她没有回头。
她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一分钟都没有。
“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”男人的声音把她从那些回忆里拽了出来，他的语气变得更硬了，那种慈祥的面具已经完全消失了，露出了底下的本相——一张贪婪的、疲沓的、被酒精和岁月泡烂了的脸，“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我最近手头紧，你给我想想办法。你是大学生，有钱。”
杜笍看着他，看了大概三秒钟。
“我没有钱。”她说。
“你没有钱？”男人的声音尖了起来，引来路边两个路人的侧目，但他毫不在意，“你看你穿的这身，你跟我说你没有钱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爸老了就好糊弄了？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爸在家里连口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？”
杜笍的表情依然没有任何变化。
“你吃不上的不是饭，”杜笍说，“是酒。”
男人的脸抽搐了一下。
杜笍提了提手里的塑料袋，鱼的尾巴从袋口露出来，在空气里甩了一下，溅出几滴水珠，落在男人夹克的袖子上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躲。
“我打听过了，”男人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种威胁的、阴恻恻的、像蛇吐信子一样的语气，“你那个学校里，学生要是被人知道有个酒鬼赌鬼的爹，名声可不好听。你不想让我去你们学校闹吧？我也不想去，但你逼我的。”
杜笍看着他，嘴角的弧度终于变了。
不是向下，而是向上。
她笑了。那笑容不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很浅的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了那么一点点，但那个笑容让男人的脸色变了——不是因为那个笑容有多可怕，而是因为那个笑容里没有恐惧。
没有他期待看到的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听到“去学校闹”时该有的恐惧。
“你笑什么？”男人的声音更尖了。
杜笍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在屏幕上滑了几下，然后把屏幕转向他。
男人的目光落在屏幕上，瞳孔猛地缩了一下。
那是一张照片。
照片里是他自己，坐在一张麻将桌旁边，桌上堆着筹码和现金，他的手里捏着一张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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